一百五十
敌人给我们“送粮”
“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
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
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
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
“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
“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
“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
“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
“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
“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
“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
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大笑起来。
“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
“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
“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
“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
“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
“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
“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
“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
“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
“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
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
“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
“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
“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
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
“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
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
“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
“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儿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
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
“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
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
“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
“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
“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
“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
“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
“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
“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
“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
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
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百五十一
在山沟里
故事发生在解放前的陇东山区。
一天，乌云翻滚，天昏地暗。在一个悬崖峭壁下的山沟里，有两支人数悬殊很大的队伍遭遇了。
一支是只有六人的我游击队，另一支是国民党清乡剿“匪”连。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长丛军命令其他队员撤走，自己留下阻击敌人。待大家走后，丛军伏在一块大岩石后面，端着半自动步枪瞄准敌人，打起了迂回战。约莫一袋烟工夫，丛军估计大家已经脱险了，就转过弯道向小沟跑去。然而，他已被敌人死死地盯住。子弹不时地在丛军的身边飞过。丛军边跑边回头向追赶着的敌军开枪，一连撩倒了跑在最前面的几个匪兵。不幸，就在同一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丛军的左臂，鲜血从衣衫里渗了出来。他不顾伤疼，从湾道疾驰转过，迅速扯破衣袖在伤口上卷了几下，眼看敌匪就要追上了，丛军对准那个当官的开了一枪。只听敌连长“哎哟”了一声，弯下腰来抱住大腿，疼得他“嗷嗷”直叫。他气极发疯地叫喊：“快追！一定要活捉这小子，我要亲自剥他的皮，拿他下油锅！”并命令敌副连长带上清乡剿“匪”连快点捉拿游击队。
敌副连长便向蜂涌而至的众匪大叫，“快追，抓住游击队，给连长出气！”
众匪慌忙朝沟口扑来。
这时，丛军来到一个丁字沟口，回身看敌人还未从沟湾里转过来，便在长满野草的河畔上往下飞奔，想找个比较理想的地方隐蔽。他一边跑，一边扫视两岸，悬崖陡壁飞快地抛在后面。两岸没有能藏身的地方，偶乐有几棵酸枣树，树枝在冷风的呼啸下来回摆动。
后边已传来敌人的喊叫声，幸而，这里又是一个拐弯处，但转过弯就是一个平缓的河道，平展展地一眼就可以看到沟口，距离最多也不过五华里。来到这儿，丛军说了声：“今天要落到这伙狗日的手里了。”他咬紧牙关，忍着伤疼，从怀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挂上线，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突然，从路边伸出一把手，扯住了他的衣襟。
他定神一看，是一个老大娘。老大娘从岸上下来担水，正往坡下走，猛然听见后沟有人喊叫，紧接着一个已被鲜血浸红臂膀的人正从沟湾赶过来飞奔而下。不用猜，大娘就知道是八路军或者游击队。她把水桶、扁担放到半坡，赶忙下到河畔，正遇上丛军飞奔过来。
“快！跟我走，”
“这……这……”
“还这什么呢？快走！”大娘拉着丛军跑进自己的院子，让他藏到一个柴窑里。
“老妈妈，你真好！”丛军感激地说。
“不要说话了。”大娘迅速地将麦杆盖到他的身上，为了麻痹敌人，又把种地用的耧放在上边。
敌人扑到沟口后，人不见了。匪三排长对敌副连长说：“出了沟就是一道平川，他难道飞了不成！”
敌副连长瞪起三角眼：“这里的老百姓都是刁民，他们和游击队是一个祖宗，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敌副连长的搜字刚一出口，匪兵们便一窝蜂似地涌进村里，争先恐后捞“外块”。
老大娘把游击队员隐蔽好后，想着对策。
这院里有个上院下院，实际上，下院不过是一个小偏台。上院是正院，有两孔窑洞，小偏台下院就有那孔柴窑。
大娘想好了对策，走进窑里把正在甜睡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在屁股蛋上打了几个巴掌，小孙孙“哇哇”地大哭起来。
大娘点起一炷香来到院中，跪在两窑中间墙上一个方口洞下面，因为方口洞里供着“土神爷”
敌副连长领着几个匪兵闯了进来，前后巡视了一遍，走到老大娘身边。
老大娘若无其事的正跪在“土神爷”面前，“阿弥陀佛”地念着。
“起来！”敌副连长照大娘臀部就是一脚。
“哎哟！哪个该死的踢得我好疼呀！”大娘摸着臀部，转过身来。
敌副连长瞪着三角眼：“老婆子，你装什么蒜？我们亲眼看见有几个游击队进了你家院子，你把他们藏到哪里了？说出来有赏。不说，枪崩了你！”
大娘一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哭着骂道：“你聋了还是瞎咧？我小孙孙正病得在炕上打滚，我求土神爷保佑他病快点好。你们连喊带叫的惊跑了土神爷，治不好娃的病，你们赔我孙孙。”
“这个老混帐！”敌副连长骂了一声，对众匪喊道，“搜！”
一群敌人分两股从两个窑洞破门而入。敌副连长和敌三排长都蹿进了有小孩哭叫的窑洞。小孩正在炕上打滚，刚刚撒下的一泡尿，被两只小脚瞪得到处都是，差点给敌三排长和敌副连长溅在身上。
敌三排长对敌副连长说：“这娃娃病得这么厉害，那老婆婆不会……咱们快走吧，不要在这儿耽误时间了。”
敌副连长和敌三排长从窑洞出来，两个窑洞里的敌人翻箱倒柜，捡了些有用的东西也都陆续走了出来。他们给二位长官报告：“没有游击队。”
敌副连长指了指偏台小院，说：“到那边给我仔细搜！”
此时，大娘忽地站了起来，大喊：“你们把我的东西放下，要人，把我带去吧！”
敌副连长对众匪一摆手：“别管她，快搜！”
敌人都到了偏台小院，眼看就要朝柴窑围去。
大娘的心怦怦直跳，为了游击队员的安全，她急中生智，把自己心爱的、为防土匪抢劫而关在笼子里的鸡都放出来。鸡“咯咯”地叫着在大院里飞跑开来。正欲搜查的众匪忽然闻鸡乱叫，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朝大院奔上来，抢的抢，夺的夺，撵的鸡胡飞乱叫，敌副连长用三角眼盯住麦草堆眨来眨去不放心地看着，正好一只鸡飞了过来，他顺手牵羊，一把抓住。三角眼眯成了一道缝，自言自语地说：“真好运气啊”旋“哈哈哈”狂笑起来。
大娘松了口气，但她立刻警觉到：“如果敌人把鸡追到柴窑里，不就影响游击队员的安全了吗？”她心急计生，装着埋怨和气愤地样子，大声嚷道：“我说呀，你们也得讲点理！为什么拿我的东西？我们老百姓喂鸡，自己都舍不得吃，你们怎能白拿走？我这些鸡是留着卖的，你们要，今天就卖给你们吧。”说着，她抓了一把米向大门口撒去，鸡儿抢食吃，全飞向门外，匪兵们随鸡也涌出了大门。
敌人把大娘仅有的七八只鸡全抓走了，大娘装出恳求的样子，说：“老总行行好吧，我孙子正在害病，你们多少给点钱，就当行善哩，我求土神爷保佑你们。”说着抓住敌副连长的衣服不放。
几个面目狰狞的匪兵气势汹汹地叫喊：“你敢要钱，我们就教训你这个老东西！”
敌副连长一把甩开老大娘，提着鸡，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其余敌人也跟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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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占功 ，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