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八十六
怀念我的恩师王宝善
他像松柏正直高洁，他像长辈宽厚慈祥，他是我的恩师王宝善。
1928年王宝善生在河南新野，19岁考上河南大学水利系，毕业后在河南大学校刊编辑部工作几年，后去武汉大学水利系继续深造，1955年毕业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学校（后为黄河水院）连续任教几十年，离休后仍然为学生授课多年，把一生都献给了治理黄河和国家治水的教育事业，直到近九十岁高龄病逝。他教书育人，无私奉献，培养的人才遍布黄河上下，流域内外，深受大家的尊敬。他多次被评为学校和上级有关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
红军会师地初见王老师
上世纪三十年代，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吴起与刘志丹创建的西北红军会师，消灭了尾追的敌人，结束了长征。吴起{也叫吴旗}，是我的家乡。1973年秋天，我在县里一个公社（现为镇）电影队当放映员已近两年。此时，全国许多专业院校面向各地招收工农兵学员，大致要求是，应招者自愿报名，当地群众推荐，有关组织批准，学校审核。我符合报名条件，便认真看了许多院校的有关资料。我了解到，黄河水利学校是治理万里黄河的流域管理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属的专业学校，黄委老主任王化云曾兼任该校校长。这个学校还被誉为黄河流域的“黄埔军校”。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对万里黄河心驰神往，于是，毫不犹豫报考黄河水利学校。当时的基础课考试题并不复杂，我全答对了，还有一篇作文，要求内容是叙述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我根据近两年为机关、学校、各队、各村干部、学生、农民放映电影的工作实践，同时不断向他们学习的经历，很快写了出来，自我感觉写的还不错。
为便于报考黄河水校，我向电影队请了假，住在县电影院楼上刘世棣师傅给我安排的他的办公室（我们电影队业务和培训由县电影院管理）。考过试，我找到代表黄河水利学校从开封来到吴起招生的王宝善老师，向他表达了我对万里黄河的向往，和上黄河水校的愿望。王老师和蔼地笑了笑，没有正面跟我谈这个问题，而是问我，你在电影队放了哪些影片？我说，革命样板戏比较多，如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国产故事片有《南征北战》、《奇袭》、《英雄儿女》等。王老师又问，有外国影片吗？我说，朝鲜故事片多一些，如《卖花姑娘》、《南江村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还有苏联故事片《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然后，我对他说，王老师，我想请您吃顿饭，尝尝我家乡的荞面饸饹。王老师仍然笑了笑，说，为了公平公正，我们不能吃考生及其家长的饭，请理解。我又说，晚上电影院有电影，我请您看场电影。王老师说，我有些忙，准备去延安，就不看了。我告别了王老师，虽然有些失落，但理解他说的公平公正，仍然对他心生敬意。第二天，我回了电影队，继续放映电影。不久，我收到一封挂号信，是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地来到古色古香的宋都开封，走进了心仪的黄河水校大门。
他是严师亦是慈祥的长辈
上黄河水校不久，由于我的数理化基础比较薄弱，在听这些课时颇为吃力，心绪烦闷。有一天，我见到了王宝善老师，他问我，学习和生活上有困难吗？我便说出了自己的苦闷，尤其是数学课的“微积分”，听不明白。王老师说，掌握数理化基础知识，是对治理黄河专业技术人才的基本要求。你要认真听授课老师讲课，勤做笔记，努力学习，不懂就问，除了问授课老师，还可以到实验楼制图教研室来问我。此后，我在听有关数理化授课时，专心致志听讲，不懂就问，也常常找王宝善老师求教，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地给我讲解。
一个星期天中午一点左右，我从学校附近的拆除旧房工地上干完活回校，遇上加过班的王宝善老师从大门出来。他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怎么满身尘土？
我说，我在一个工地干活拆旧房，挣点钱，不给家里增加负担。王老师叹口气，说，陕北贫穷，孩子们却能吃苦！旋即，他问，中午饭怎么吃？我说，早上我在学校食堂打的馒头和咸菜还有呢！他说，你别吃冷饭，我午饭也没吃，你到我家跟我吃点热饭。我不去，但王老师执意要我到他家，吃了顿大米炒菜热乎乎的饭。
黄河水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陇东，在野外工作8年，1983年调到郑州，先从事有关编志修史的工作，几年后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报黄河报社任编辑记者。在编辑报纸时，我经常给王宝善老师寄黄河报，请他点评指导我编的版面。王老师对黄河报、特别是我编的版面看得很仔细，常常在电话或通信里与我沟通，表达他的看法。有时表扬说，那些文章选题和文笔不错；有时批评说，那些文章缺乏特色和深度。特别是有一次，他把我寄的报纸、在我编的版面上标出三处错误，写下意见后，将报纸给我寄了回来。三处错误是，一、本应用“地”字，用成“的”；二、本该用分号，用成逗号；三、该用引号处，引号少了一半。王老师在标出错误的旁边，写了几句话：“小程，黄河报是公开发行的报纸，你责编的文化版，不应出现这些差错，要引以为戒。”随后，我给王老师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后，也向他解释，我们编辑规则是，每个版允许有万分之三差错率，超出后才会受到处罚。王老师停顿一会儿，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尽可能把工作做细致才对。尽管一个版允许有万分之三的差错，但你应该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我连忙说，谢谢王老师提醒，我一定细心细致编辑、校对，尽可能消灭差错，努力提高版面质量。
多才多艺古道热肠
王宝善老师在教育事业上颇有建树，一生获得荣誉称号无数，其成绩和事迹不在这里叙述，只说他多才多艺，古道热肠的方面。
王宝善老师不仅在书法、绘画领域很有造诣，而且，二胡也拉得蛮好。此外，无论对学生，还是对邻里，他都有一副热心肠。任教期间，当他得知学生有了病，便赶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如有困难，帮助解决。他离休后，已是高龄的高级知识分子，却担任起家属院的院长和居民楼楼长，热心为大伙儿服务。王老师的儿子王润中告诉我，在特殊年代，本校一位老革命武克明和夫人薛剑秋老师蒙受冤屈，双双失去自由，家中三个年幼的孩子吃饭都成了问题。父亲王宝善和母亲马秀兰想方设法，送去食物，给予照顾。
王宝善恩师，不仅是一个好老师，更是一个好人。
永远感激、铭记王宝善等恩师、前辈、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
一百八十七
在治黄宣传工作中，我采访了许多治理黄河的专家、劳模、先进工作中，如黄河水情专家陈赞庭等。
毕生笃志驯黄龙
千古黄河，终如人愿，几十年岁岁安澜。人们对为驯服黄河有过功绩的当代大禹们无不怀有敬意。我怀着这种敬意访问了黄河水情专家陈赞庭。陈赞庭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入河南大学水利系，毕业后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投身治黄事业。陈赞庭到黄委后，分在水文部门从事水情工作，建国后黄河历次大洪水，他几乎都参加了预报作业及其领导工作。
1958年7月中旬，黄河三门峡与花园口之间的广大地区连降暴雨，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凶猛异常的洪流冲断郑州黄河铁桥，涨满了宽阔的河道，威胁着两岸大堤。当时，陈赞庭是水文部门主管水情工作的负责人和工程师。他和同志们一起，整整一个星期昼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收报室操作电传机接收各报汛单位报来的雨情、水情，在预报室精心点绘水情曲线，推算各种数据，仔细分析，综合判断，及时向各有关部门做出预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和同志们根据上游雨情、水情，预报出下游防汛的把口站——花园口水文站17日23时将出现22000秒立米的洪峰流量。随即向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做了汇报。当时有个规定，洪水在花园口超过20000秒立米，为了保证大堤安全，就要在北金堤滞洪区分洪。如分洪，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就要受到惨重损失；如不分洪，黄河若从北岸决口，势必殃及海河；若从南岸决口，长江、淮河会被冲乱。一但这种局面出现，损失将不可估量。黄委主任王化云是一位精通业务的治黄专家，对黄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全面分析，反复权衡，审慎考虑，认为后续不再加水的话，依靠解放后近10年不断加修加固的黄河大堤，依靠斗志旺盛的广大军民上堤严密防守，这场特大洪水人力可以征服，他十分关切地问水文部门的负责人和陈赞庭，22000秒立米流量后面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洪峰，陈赞庭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严密注视着上游水情、雨情及其天气的变化，便与同志们经过精心推算、分析、判断，又及时预报出，此次洪峰后面不会有更大的洪峰。王化云便做出在做好分洪准备的情况下不分洪的建议，征得河南、山东两省省委同意后，上报中央。周总理闻讯乘专机赶来视察黄河，听取王化云的汇报后，批准了黄委提出不分洪，依靠人力防守的决策方案。在周总理亲自指挥下，河南、山东两省迅速动员组织了两百万军民，上堤防守，经过一周日夜紧张、艰苦的奋战，终于转危为安，使这场特大洪水按照人的意志汇入大海。事实证明，陈赞庭和他的同事们预报的精度是相当高的。预报最高水位94.40米，实测94.42米，比预报仅仅高出两厘米；预报洪峰流量22000秒立米，实际22300秒立米，比预报只多300秒立米；预报洪峰出现时间是17日23时，实际峰现时间是17日23时30分，预报与实际接近。更重要的是，他们预报后续不再加水，结果与预报的完全相符。为领导部门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避免了滞洪区一百多万人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几十年来，陈赞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黄河水文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素以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著称。他参与预报的黄河历次大洪水（如1964、1976、1982年出现的大水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精度，为驯服滚滚黄龙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紧贴实际，他坚持到野外查勘，了解上、中、下游各个洪水来源区的地貌特征、河道特征、降雨特点、产流特点、汇流特点、泥沙特点等第一手资料。从青海高原，到渤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担任总工程师后，全面负责黄河水文系统的技术工作，哪个部门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没有中断去野外，到基层。因年纪大退居二线外，每年都要出去，常常匆匆奔波在山谷小道上。年过60岁时，有一次到中条山一个水文站去检查汛前工作，因水文站距公路十几里地，他下车后便步行到了那里。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经常忘我工作，连续作战。有一次刚从野外查勘回到机关，没休息便去办公室与一位工程师研讨工作，由于疲劳过度，晕倒在椅子上，被同志们送到医院急救脱险。他根据自己从事黄河水情预报工作的实践经验，创建了黄河水文预报系统，研究提出适应黄河特点的水文预报方法，指导编制了黄河干支流系统的水情预报方案，使黄河水情预报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陈赞庭领导黄河流域各省区有关部门完成了《黄河流域水文预报方案汇编》一书，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黄河水情情报及预报的论文，如《黄河水文预报方法》等，有的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有的在《黄河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为了开阔视野，借鉴经验，他研读了大量中外有关书籍，并且翻译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外国著作和论文刊印成书或在刊物上发表。如，他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10多万字的俄文《不稳定流近似计算》一书，至今对黄河水情工作仍有借鉴作用。
访问结束时，陈老说，黄河虽然由一条害河变为利河，但还潜伏着不少为害的因素。我们治黄战士就是要有根治它的雄心大志，除害兴利，造福人民。要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治黄大军眼睛的水文工作者必须走在前面，不断以及时准确的测报和预报数据，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一百八十八
孝女王敏
作为黄河报记者，当我了解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以及有关单位出现生动感人的故事，我也去采写。
一
王敏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再婚后，她一直跟外公和外婆生活。
王敏的外公张国维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文革”中，已60多岁的张国维由郑州下放到中牟和陆浑等地，扛麻袋、下稻田，进行“劳动改造”。他走到哪儿，就把老伴和不到10岁的王敏带到哪儿。在中牟县时，王敏得知有一位五保户老大娘无儿无女，生活艰难，便常到老大娘家里，帮助打水、砍柴，并多次把她的一份白面馒头（全家人吃饭都是上食堂打的）省下，悄悄送给那位大娘，显出了敬老的优良品质。
王敏随着外公和外婆每到一地，就在当地上小学。当时，他们只有为数很少的生活费，是一分钱一分钱数着过日子的。在陆浑时，一天午饭后，张国维给王敏1元钱，让她买铅笔刀和作业本。下午放学回来，王敏嗫嚅着对外公说，她把钱弄丢了。外公怪她不操心，生气地打了她几巴掌。两天后，一位上了年纪的五保户老人找到王敏的外婆，感谢王敏的帮助。原来，这位老人吃饭没盐，点灯无油，王敏就用那1元钱买下盐和蜡烛，送给了老人。张国维明白自己错怪了外孙女，心疼地抱起小王敏说：“好孩子，外公冤枉你了，真对不起！”小王敏却笑道，“外公，有人却硬把您弄成‘右派’，让您吃了好多苦头。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怨党，我这有什么呢？！”
二
由于张国维“劳动改造”的地方不固定，王敏小学毕业后去到再婚的母亲身边，并在郑州市某工厂子弟中学上学。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王敏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承担了洗衣、做饭等大量的家务活。王敏在初中、高中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粉碎“四人帮”后，她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大学恢复招考制度，她便积极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
不幸的是，此时无情的食道癌降到外婆身上。外婆住院，外公上了年纪，难以护理外婆，18岁的王敏不得不放弃高考，挑起了侍奉外婆的担子。她日夜守护在外婆身边，买药、煎药、洗衣、烧饭，样样活儿，都干得井井有条，用爱心抚慰着备受病痛折磨的外婆。
为给外婆买药，王敏常常要跑遍郑州市的医院和药店。当时她没有自行车，每次都要走好几公里。一次，她按照医生开的处方，跑遍郑州的医院和药店，但找不到一种急需的新乡生产的特效药。王敏便乘班车赶到新乡那家药厂。可是，最后一箱特效药刚刚被人买走。她便飞步赶到车站，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半天，连那个买药人的影子也没见着，只好上了归途的班车。也许，她的一片孝心，一片赤诚，感动了“上苍”，就在班车快要启动时，一位男子扛着装有那种特效药的药箱上了车。王敏眼睛一亮，急忙从座位上起来，请那位额上沁汗的男子坐下。那男子见一位婷婷玉立的陌生少女主动为他这大老爷们让座，过意不去，先没有坐。在王敏的再三请求下，那位疲惫的男子终于把药箱放到膝前，坐到了王敏让出的座位上。这位男子正是去药厂买走最后一箱特效药的人。他的母亲患慢性食道癌，他想多买一些特效药备用。当他得知眼前这位让座的少女为救外婆买这种药费尽周折时，马上从药箱拿出两瓶要送给她。王敏感激地如数付了钱。
在王敏的精心照顾下，外婆又生存了一年。年事已高又陷入悲痛的张国维身体也垮了下来。王敏又承担起侍奉和安慰外公的重任。不久，王敏在黄委机关一个单位参加了工作。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耐心照顾外公。王敏曾先后荣获黄委“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同时，她还挤出时间，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黄河职工大学。
1981年，正当她做好一切准备，要去参加考试时，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复发，随即病危住院。王敏思前想后，不由地泪湿衣襟，她忍痛放弃了朝思暮想的机会，赶到医院，陪护母亲。为了照顾母亲，不仅失却了考学机会，而且一再推迟婚期。她的男友刘玉与她是初、高中的同学，并且是学校篮球队的“球友”。他们彼此了解，真诚相爱。王敏希望刘玉等她母亲的病治好后，他们结婚。通情达理的刘玉对王敏说，我在外地工作，出不上力；你好好儿侍候我未来的岳母，我盼着她的病快点儿好。有一年，王敏被选进了黄委篮球队，那一段母亲病情比较稳定，她便去参加集训。一天，深夜一点多钟，她的母亲突然犯病，呼吸困难。王敏急忙起来，把母亲扶上自行车，连着跑了三家医院，都因没有病床，拒绝接收。此时，母亲脸色惨白，疼痛难忍，王敏急地直掉眼泪，又带着母亲赶到了河南医学院一附院。走进急诊室，满头大汗的王敏一把抓住一位女大夫的手，哭着求道：“阿姨，求求您救救我妈妈，我们已跑了三家医院……”这位好心的徐大夫立即在医院走廊上加了一张病床，并采取措施抢救，使她的母亲转危为安。此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徐大夫这才注意到，王敏一只脚穿球鞋，另一只脚穿着拖鞋。
三
王敏的母亲经过徐大夫等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她的生命又延续了三年。在她去世半年前的一天，她拉着女儿的手，深情地说：“妈妈的病难以治好，我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希望能活着看到你们成家。”为此，王敏与刘玉于1984年2月结婚。不久，母亲病故了。这不仅对新婚的王敏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对失去老伴，又失去女儿的张国维犹如青天霹雳，老人经受不住，从此病倒，一度卧床不起。
1985年冬天，王敏生了一个女孩。而此时，丈夫仍在外地工作。上有患病的八旬外公，下有吃奶的婴儿，家中生活极其艰难。但她为了抚慰外公，哺育孩子，咬着牙度过了重重难关。1989年，外公不幸摔断了腿，从此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的饮食、服药乃至大、小便，事事都要王敏料理。每天上班前，王敏把屋子打扫干净；下班后，首先收拾外公大小便在床的污物，并为他擦洗身子，为他煎药、喂药、做饭、喂饭。瘫痪多年的张国维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们说：要不是我外孙女，早就没有我这把老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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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占功 ，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