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一十六
肃然起敬
作者按语：1992年春天，我在北京修改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剧本期间，访问了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同志，同年6月14日的《郑州晚报》发表了该访问记。现将此稿放在这里。
一个风和日暖的上午，我按约定时间，来到北京木樨地一栋高层公寓，乘电梯上到6楼，叩开中顾委委员张秀山的家门。
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年已81岁高龄，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五十年代行政级别定为四级，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秀山曾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刘志丹有很深的了解。他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精神和品格，永远值得弘扬光大。张秀山同志还讲了刘志丹的一些往事，尤其对志丹同志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作风推崇备至。
张秀山同志在刘志丹精神和品格影响下，在几十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本色。说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他的一个儿子及儿媳妇在沈阳一家工厂当工人多年，而且住房困难。张秀山曾在辽宁工作过较长时间，不能说没有“熟人”。儿子、儿媳也希望父母能说句话，帮他们改善一下工作和生活条件。张秀山同志却语重心长地劝导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子女，好好工作，不要依靠父母。儿子及儿媳终于理解了父亲，便无怨言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都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在我们交谈中，张老的夫人、78岁的程帆同志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张老的一些事情。如，近年来，张老不顾年事已高，和伍修权等同志参加了《辽沈战役》一书的领导和编审工作，这部百万字的书稿，张老认真、仔细地审阅了好几遍，以至累倒在病床上。程帆同志还把这部已出版的、分上下两册装订的精装本拿到会客室让我翻阅，而对这部浩瀚巨著，我对为它付出心血和辛劳的作者、编审者肃然起敬。
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张老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执意留我共进午餐。
临别时，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家健康长寿。
二百一十七
连理情战友义
很多读者知道，王汶石是一位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向上的魅力，把读者引进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关于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伴侣生活，却鲜为人知。为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在古城西安访问了他。
满头银丝的王老，慈眉善目，给人以质朴宽厚之感。他待人亲切，和老伴热情地向我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经历。
1921年，王汶石生在山西省万荣县黄河岸边的鱼村。“西安事变”后，正在县城上高小的王汶石参加了“山西人民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任“牺盟会”下属县“儿童救国会”主席。“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在王汶石的家乡东渡黄河。王汶石带领儿童救国会的小伙伴们在渡口迎来送往，慰问联欢，并访问了威名远震的贺龙将军。“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王汶石奔赴延安，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他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土改、大秧歌运动。他在这个文工团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演员、创作员、组长、副科长、团长等职。跟着西北文工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整个解放战争，写下了《抓壮丁》、《边境上》、《一杆枪、一顶帽》等早期作品。1946年，西北文工团在陕北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征调了10多名团员，其中有个正在米脂中学读书的15岁的女学生，叫高彬。高彬是米脂县城人，从小读书，聪明好学，是一位文雅而又活泼的姑娘。她参加文工团后，服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她当演员，她就认真地演好戏；安排她做别的工作，她也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1948年，她在陕北黄龙前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同王汶石在一起工作，3年解放战争又一直同在西北前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便互相交谈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交流演出和工作的经验体会，彼此不断加深着了解。特别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做宣传鼓动工作，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共同志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共同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高彬觉得王汶石人品高尚，才华横溢，正是意中人：王汶石觉得高彬纯洁忠厚，好学上进，非常理想。 1949年西安解放不久，他们就在这座古城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婚礼。
这年春天，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工作团2团团长，高彬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建国后，王汶石调任《西北文艺》副主编，高彬调任西北曲艺改进协会副秘书长，兼西北文化部曲艺组组长。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王汶石任分会秘书长，高彬任分会秘书室主任。1955年，王汶石成为专业作家，高彬调到分会创作委员会任干事，处理日常工作。此后，王汶石多次深入陕西渭南农村，亲自参与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广泛接触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创作和发表了《风雪之夜》、《土屋里的生活》等小说。1958年，他又在渭南深入生活，参加了整风和水利运动，创作了《在白烟升起的地方》。回西安写下了《大木匠》、《春秋》、《井下》、《米燕霞》等作品。同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选集《风雪之夜》，选收了他 1958年以前创作的11篇小说。这年，全国棉花进军会议在陕西召开，植棉能手、妇联主任汇聚渭南，会议上交流的一件件感人事例，展现了我国农村妇女意气奋发的昂扬精神，这深深地打动了王汶石。他以饱满的激情，优美的语言，写出了当代名篇《新结识的伙伴》。这篇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推崇。以后，王汶石还到陕西咸阳等地深入生活，曾任咸阳县委、市委副书记。1960年7月，他参加第3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2年，他去开罗出席第2次亚非作家会议，后被推选为亚非作家协会中国联络委员会委员。
高彬是王汶石的得力助手。她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很多家务活，照顾、教育子女；另一方面，她认真阅读王汶石的手稿，帮助推敲、修改、校订、清抄，并且常常出点子、想办法，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或征得王汶石的同意，真接予以修改。王汶石同志深情地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高彬的心血。多少年来，王汶石只要在家，他的早点都是高彬亲手动手做，王汶石也最喜欢吃她做的菜；什么季节、什么时候，王汶石该穿什么衣服，高彬都替他想得非常周到。冬季，她总是把王汶石换洗的内衣包在热水袋或放到暖气片上，让他在第2天早晨穿起来热乎乎的。王汶石对待高彬也体贴入微，年来，高彬理发从来不上理发店，她的头发，都是王汶石亲手剪的。
“文化大革命”中，王汶石同许多正直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挨批挨斗，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作家”、“阶级异已分子”等帽子后，造反派逼着高彬同他划清界限、揭发问题。善良的高彬不仅没有那么做，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体贴、照顾王汶石。高彬看自己的丈夫被折磨得患了哮喘病，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时，王汶石的工资被冻结，他们一家5口人（有3个孩子）和一个保姆的生活全靠高彬一人的工资支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尽管这样，高彬总是自己省吃俭用，还要给在危难中的王汶石做些可口的饭菜。她担心王汶石受不了批斗，怕出意外，就安慰他说，我们要相信党终究不会冤枉好人，你的问题一定会有正确结论，会解放你的。妻子的体贴、关心，使丈夫被摧残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后来，高彬被调到延安地区知青办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1972年春节过后，王汶石从干校调回西安搞戏剧汇演。这年10月，陕西成立文艺创作研究室，才把高彬从延安调回西安参与编辑《陕西文艺》。从1973年到1984年，她先后在《陕西文艺》、《延河》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副组长10余年。从 1984年开始，组织上安排她做王汶石的专职助手。
王汶石和高彬严格要求子女，3个孩子在家庭的熏陶下，都好学上进，努力进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
粉碎“四人帮”后，王汶石重新拿起笔创作，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等优秀作品。他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
王汶石同志在过64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赠玉墀（高彬的小名）》的诗赠给高彬，叙述了他们的伴侣深情：
南京背信义，延安点兵急。
无定河边丽女，慷慨著戎衣；
千里等闲徒步，沙场不让须眉。
赤心对红旗。
三载共刁斗，战地结比翼。
连理情，战友义，与天齐；
四十寒暑，地倾天斜从不移。
而今两首华发，并有儿孙环绕。
携手还相依。
犹忙夕照事，漫天彩云绮。
二百一十八
创作要进入状态
我是个生活单调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欣赏秦腔戏曲和写点东西外，烟酒不沾，不会唱歌跳舞，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但也明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十六、十七岁时，在电影队放过近两年电影，不仅对我学习创作帮助较大，而且让我学会了说不熟练的普通话，可以无障碍地与采访对象沟通。
多年来，我在做好采编工作之余，学习创作，在不断取得收获的同时，深刻感悟到，文学创作应该在有生活底蕴的基础上，进入“状态”。所谓“状态”，我的理解是，作者在叙述这个故事，这个情节，这个人物时，首先应被其故事、人物所感动，并在脑海中孕育成熟，有呼之欲出的冲动时，方可下笔。创作时，作者仿佛置身于故事、人物里面，这样写出的作品才有可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我经过三年业余时间创作，1991年，一部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完成了。这部作品在摄制部门选用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于1993年在央视一套、二套播出。我在创作《黄河魂》里邵忠杰这个人物时，就完全进入了邵忠杰的思维、情感状态。当他得知自己默默爱着的李小妹英勇牺牲了，悲痛不已。此时，他收到了第一笔稿费，而此前他写过很多稿子收到的全是退稿。在他受到冷嘲热讽、心情沮丧时，善良的小妹只对他说了几个字：“只要努力坚持，你准行！”给邵忠杰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更加发愤，写成了一本有关治水的科技专著。在邵忠杰的遐想里，他如果能获得一定成就，就准备试着向小妹吐露爱情；反之，就永远把它埋在心底。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收到的第一笔稿费给小妹买个礼物。可是稿费来了，人却去了。邵忠杰站在小妹墓前，含着热泪把稿费单化为灰烬。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时，这个情节被修改为，邵忠杰面对滔滔黄河将稿费单点火烧掉，意在母亲河边祭奠李小妹。我在创作稿费单“化为灰烬”这个情节时，夺眶而出的泪珠打湿了稿纸，就是因为我当时完全沉浸在邵忠杰的情感“状态”中。
我创作这部33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时，就是在进入“状态”后进行的。因此，并不觉得劳累，只感到宣泄了情感，释放了激情，颇觉欣慰。
所以说，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不论其天赋、水平如何，进入“状态”是完全必要的。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话13683818096联系，先用短信
本文作者程占功 ，退休前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报文化版责任编辑
